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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电子依赖美国和日本设备

三星为什么要替换所有的AG亚游真人平台首页日本半导体材料?

据最新消息,日本将进一步扩大限制范围,将全面覆盖半导体以及屏幕面板制造的原材料以及设备,同时还计划在下周彻底将“韩国”从“白名单国家”移除!

韩国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严重依赖日本的设备。目前,从日本进口的晶圆材料占韩国半导体制造商整体晶圆使用量50%以上。这也意味着,一旦日本限制晶圆出口,三星和SK海力士等韩国半导体制造商将直接面临停工危机。

不得不说,如果没有这场日本对韩国发起的“限制令”,或许大家永远都无法想到,即便是索尼、夏普等厂商纷纷相机倒下后,日本依旧掌握着全球半导体行业以及屏幕面板生产原材料的命脉。

而此次日本对韩国的限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在原材料方面,同时还将会限制核心关键设备对韩出口,比如在三星OLED屏幕面板生产所需的核心关键设备材料:“蒸镀机”、"金属掩膜板(FMM)"、“超因瓦板”等都掌握在了日本企业手中,此前都与三星签订了“独家协议”,所以三星可以一直“高枕无忧”,但却偏偏遇上了遇日本的“制裁”,未来这些“设备”,三星或许是真的有钱都未必买得到。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继半导体材料氟聚酰亚胺、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进行了限制出口之后,接下来将会进一步扩大限制范围,其中就包括:日本的Canon Tokki拥有“真空蒸镀机”、“大日本印刷”所生产的金属掩膜板FMM( Fine Metal Mask )、日立金属的最强FMM金属材料,这些都是三星电子生产三星OLED屏幕所必须的设备以及“原材料”,|中国半导体论坛公众号|这也意味着“限制令”将会全面覆盖到半导体和面板制造设备,不过目前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确认,但从目前双方并不愿妥协的态度来看,韩国正在大规模抵制日货,此举也直接造成了双方关系非常紧张,所以也进一步提高了日本扩大“限制令”范围的可能性。

据相关人士的预测,目前韩国半导体厂商的备货最多能够维持4-6个月的正常生产,如果在这期间,还无法找到替代品,那么意味着韩国的半导体行业将会面临全面坍塌的风险,尤其是三星在OLED屏幕面板以及芯片代工领域,根据统计数据线至,在2019年第一季度,三星OLED屏幕占据了全球85.7%的市场份额,可以说几乎垄断了全球OLED屏幕面板的供应,但一旦遭遇到了“真空蒸镀机”、金属掩膜板FMM( Fine Metal Mask )、FMM金属材料的断供,那么三星全球霸主的地位就真的危险了,不仅仅会在芯片代工领域将会被台积电所取代,同时三星OLED屏幕所保持的垄断地位,也将会被京东方等国产厂商所打破。

关于三星

近年,三星电子在科技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高,当全球科技公司于2001年陷入低潮时,三星却仍有不俗的盈利,这颗新星在市场渐露曙光。 事实上,三星最初进入科技市场时,已经有众多拥有成熟技术的公司。作为

市场的迟来者,三星的应对是于技术、市场及业务发展采取不同策略,以

赶上领先者的步伐,在市场中突围而出。

● 三星电子简介

三星电子成立于1969年,初期业务主要以生产廉价产品为主,1980年代开始发展半导体业务,其后逐渐向高端产品业务发展。 至21世纪,其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半导体、数字媒体、通讯网络及数字应用业务。

以Intel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半导体是三星的核心业务,三星主要集中在内存市场发展。 1980年代,三星以发展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为主要业务,现已扩展到静态随机存取内存(SRAM)、闪存、个人计算机、服务器、工作站及移动数码产品。 三星于DRAM业务中的市场占有率过去10年有不俗成绩,稳占第一,而闪存的市场占有率亦达到全球首位。

数字媒体业务方面,三星以发展电视、DVD 播放器为主,产品包括等离子及液晶显示屏,薄膜晶体管液晶(TFT-LCD)显示器等,主要竞争对手有夏普、索尼和LG。

三星亦发展通讯网络业务及数字应用业务,三星是手机第三大厂商,仅次于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亦是CDMA手机全球第一大厂商。数字应用业务则以发展高端家庭电器为主,产品有冰箱、冷气机、洗衣机、微波炉。

形容三星为市场的迟来者绝不为过。三星电子进入每一项业务都比其主要竞争者迟,家电业务比松下迟了51年,半导体业务比Intel迟了10年,而在以手机为主的通讯业务上,三星比诺基亚迟了足足122年。

三星的“第一主义”

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主张“重质的新经营”,从重视外在的“重量思考”转为重视品质和机能的“重质思考”,并实行“第一主义”,以成为数字融合革命的主导者,并跻身全球三强之列为目标。他认为21世纪是超竞争(mega competition)的时代,成败将取决于保有多少个全球第一的事业。

三星近年发展迅速。三星在《财富》世界 500 强排名大幅跃升,逐渐拉近与主要对手索尼及松下的距离。在2003年《商业周刊》IT100强中亦攀升至第三位,并获选《财富》杂志最受推崇的电子企业第四位。从上文提及其在各业务上的地位,以至其资产回报率,都显示出三星已追贴索尼、松下等竞争对手,其品牌价值亦不断上升。

那么三星凭借什么策略“超日赶美”? 本案例将探讨三星如何于技术、市场及业务发展上运用不同策略,渐渐赶上行业竞争者。

技术层面的发展

一般科技公司在发展初期,一切研发项目都只能从零做起(阶段0)。 可是,因“阶段0”的研发需要不断尝试及不断从错误中改良,所需成本及研发时间亦因而大大提高。

但三星电子的研发方向正相反。李健熙曾说:“如果付出1亿韩元,就能以一周的时间获得技术;硬要投入10亿、20亿韩元,还必须经过3-5年的开发,那是一种浪费。 付5%的技术费用没关系,只要能获得Know-how,获得10%的利益就好了。”

作为一间迟来的科技公司,三星明白自己首要的工作是在激烈竞争中尽快缩短与同业先发企业在技术开发上的距离。因此,三星在研发技术中采取了一种与别人不同的研发方向--“反向工程”。通过支付专利金引入技术,然后以模仿的方式学习他人的技术,再改造成适合三星使用的研发方向,正是“反向工程”的要点所在。三星就是以购入专利及模仿技术去取代所需成本及研发时间较长的“阶段0”研发,以最短的时间缩短与技术领先者的距离。

半导体是三星最早获得世界领先称号的产品。在最初缺乏半导体核心技术的阶段,三星派出7名高级技术人员向美国美光科技公司先后两次要求授权技术,以支付专利金的代价引进美光的半导体技术,其后经过不断的技术钻研,三星半导体由推出 64Kb动态内存技术(落后4年)到64Mb动态内存技术(与美、日同步)以至256Mb动态内存技术(世界领先),前后只用了6年的时间。

液晶显示器是三星第二个创造现金的产品。与半导体一样,三星在最初阶段都是以支付专利金的方式,取得美国国家半导体生产液晶体芯片的授权,解决缺乏核心技术的问题。 在加入自己行业的低压差分信号(LVDS)及低振幅差动讯号传输(RSDS)互联技术后,元器件数量减少了一半,大大减低成本。最后在主动拉低液晶显示器价格的策略下,三星成功取得全球第一的市场占有率。

三星的手机在短时间内成功进入三大手机生产商行列,除了三星手机在市场上花了不少功夫外,CDMA的发展亦十分重要。在与美国高通合作取得当时不被看好的CDMA技术的授权并将CDMA技术商业化后,三星成为CDMA手机的最大生产商。经过不断推广CDMA技术本身的优势,CDMA在市场上得到了支持,全球使用人数由1997年的500万急升至 2003年的1.74亿,间接令三星手机的市场占有率急升至全球第三。

从这三大产品中,三星都是采用“反向工程”,先引入产品的核心技术,省去了“阶段0”的开发时间,大大缩短了与技术领导者的距离。

三星依赖购买专利发展其技术,最大的缺点是每年都要支付大金额的专利金。 至于其他同业,如索尼和松下,因自行发展基层技术,所以没有任何专利金的开支。

但纵使每年都要支付专利金,三星却能从“反向工程”策略中得益。 因为没有“阶段0”的研发,三星可以以最短的时间赶上技术领导者。而且,三星可以大量降低研发成本。据每家公司的年报显示,三星的研发金额只是其他公司的20%-30%,三星投放在发展技术的总金额(研发成本+专利金支出)也远低于同业。

此外,正因三星的研发金额比同业低,其专利权的平均成本比其他公司低达五成以上,可见其研发比同业更具成本效益。

三星的市场策略

三星透过采用“反向工程”的技术策略,使其以最短时间拉近与技术领先者的距离,并且减低研发金额,令研发更具效益。相比起市场上其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三星在市场中发展速度惊人。以手机为例,三星的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每年的增长率较其他对手为高,更开始威胁排名第二的摩托罗拉。三星在其他业务中亦有不俗的成绩:2003年,三星动态内存(DRAM)芯片的市场占有率为32%,占据着市场的首席位置;液晶显示器亦占据着市场的第一位,占有率为18%;大屏幕电视市场中,同时也拥有32%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在成功缩短与技术领导者的距离后,三星如何继续发展其技术? 我们发现,三星后期的技术发展策略跟其他公司的策略并无两样。而且,作为市场的迟来者,单靠研发出来的技术成果,是不足以令三星在短短数年间就能在市场中争取一定的占有率。要于市场中突围而出,必须要有外在的配合,于技术研发的成果上作产品增值。为了实现其产品增值,三星投放了大量资源于两方面发展:器重设计专才及贴近市场需要。

另外,三星在后期技术发展依重“强强合作”,即与其他世界顶尖的科技公司合作研发新科技,如与索尼共同发展第7代液晶体显示器以及与IBM共同开发更精密的闪存。 每年,三星平均有十多次“强强合作”的发展机会。透过“强强合作”,三星既可以研究出新的技术,又可以减低研发时的风险。

正因后期技术发展策略跟其他公司相似,三星的研发成果并非一枝独秀。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统计,三星每年的注册专利,相比其他同业都不是最优秀的,三星宁愿跟其他强者合作,也不独自研发最新最快的技术,可见三星的目标并不是争取成为技术的领导者。作为行业迟来者,为了不在技术层面上与其他公司硬碰,三星利用其他策略,如市场触觉,来加强自己的竞争力。

● 产品增值策略一:器重设计专才

李健熙曾扬言:“一名天才能够养活10 万人。”所以三星不断在本土以及世界各地搜罗研发专才。三星现在有11200 名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员工,而且计划每年再增加约1000名。此外,三星的研发部门约有19700人,占全体职员的34%。

三星投放了大量资源,在全球各地设立了多家设计学院,如Innovative Design Lab of Samsung及Samsung Fashion Institute,主要为三星旗下子公司提供产品设计方面的专门意见,并提供年轻设计师的专业培训。此外,三星更与国际知名的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合作,设立了Samsung Art and Design Institute,用以激发起设计员的创意思维。

这些学院协助三星培育了一班优秀的员工,相比起市场中的其他主要竞争对手,三星每位员工对公司利润的贡献远超过同业。 特别于手机市场中,虽然三星仍未能攀升至市场中的首席位置,但每位员工的贡献利润,却比诺基亚及摩托罗拉为高。

● 产品增值策略二:贴近市场需要

为了贴近市场中消费者的需要,三星于全球设立了13家研发中心,专门从事面向当地市场产品的研究开发。三星的发展网络覆盖全球,在各地设立的研发及销售机构,均会定期调查消费者的生活、人口的偏好潮流等各方面,借以分析各地消费者的需求。三星透过进行这些市场调查,选定有代表性的消费族群,再针对他们的需求来进行设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三星由产品策划以至投产,都会考虑到大众消费者的需求及跟贴潮流的发展。

相比其他对手,三星往往是首家在市场中推出时尚产品的公司。例如三星曾通过调查更深入了解了女性对于手机的要求,推出的多款针对女性设计的手机,或者有迎合女性的功能设计,如镜子、粉饼盒等,或者是更有特色的贝壳式外形和七色背景屏。另外,三星透过调查看准高层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开发了一种家庭综合娱乐系统,把所有家用电器和通讯设备利用无线链接技术融为一体,用户只需使用一个电视遥控器或手机即可操控家中任何电器。

李健熙表示:“设计与创意是企业最珍贵的资产,同时也是21世纪企业经营决定胜负的最后关键。”三星一方面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研发实力,同时亦大力投放资源于旗下的设计学院及全球性的发展网络。三星采取了两大重点策略,将其技术成果转化为迎合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市场驱动型的研发及产品设计。

市场驱动型的研发 三星定位为“数字时代的领导公司”,有别于那些基础研究驱动型的科技公司。三星利用有限的资源集中开发应用技术(Applicable Technology),以引领数字生活的进化。三星的专利技术主力是“将数字应用融入于生活中”,透过把人性化的技术带进内存、移动电话、液晶体显示器等产品,为用户带来各式各样的便利。数字产品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与新潮的象征,对于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新一代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三星数码产品的畅销,验证了一个公理:技术本身的先进,更要和实际需求结合,甚至实现创造需求的技术创新;只有真正与大众消费需求契合,凭借技术与应用并重的优势,才能迅速占领市场。

产品设计 随着数字应用的迅速普及和渗入,巨大的消费群正在逐渐形成。在坚守研发和产品性能优势的基础上,三星也根据消费者的不同爱好,强调个性化的外观设计。配合“亲切”的品牌形象,三星强调“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比如为方便用户的日常操作,不仅在拍照手机的机身侧面加设拍照“快捷键”,还首创180°翻盖双旋功能;三星的液晶电视则利用亮度传感技术,依据外部环境的亮度,实现屏幕光亮度的自动调整。

三星产品的热销,在品质卓越的基础上,产品的外观设计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三星手机外观设计排名第一,超越了多个国外名牌。 自1998年至今,三星电子共获得了17项美国产业设计师协会(IDEA)的优秀设计奖,连续5年成为全球获奖最多的公司,而且其库存周转率多年来也高于其竞争对手。

业务发展模式

除了运用技术上的策略缩短与竞争者的距离,利用市场策略促进销售外,三星在业务上以半导体为基础的发展策略则令他可以做好内部管理。

在谈及确实的策略之前,让我们先谈半导体的重要性。半导体、芯片、显示器、无线科技都是数码产品的必要零件,而三星的发展目标是数码技术融合,为达到这个目标,三星采用以半导体及液晶显示器为基础,再发展手机及其他数码产品的模式,以此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除三星有完整的垂直整合外,索尼及诺基亚都没有生产半导体中的内存,得不到垂直整合的效益。而且索尼及诺基亚产品中的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都是从三星电子购买,可见三星的半导体基础比同业稳健。

三星的业务发展模式正是以半导体的稳定地位为基础,进而拓展LCD、信息传播、通讯等事业领域。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星业务发展史说明:

三星于1994年成功开发世界第一款256MB DRAM后奠定其半导体的地位。次年,三星才与富士通签订LCD技术合作,并于同年首次开发22英寸TFT-LCD。之后三星一直致力发展其半导体及液晶体显示器业务,在这两项业务的基础上发展手机、数字电视等数码事业。

多年来,三星的半导体业务已经发展成熟,并且逐渐威胁领导者的地位。单看三星与半导体同业2003年的资本回报率比较,三星的成绩已赶上Intel。

另外,从资产回报率比较,三星的资产回报率也比同业较为平稳。三星半导体业务虽仅次于Intel,但其表现却逐年上升,2001年更首次超越领导者Intel,逐步威胁Intel的地位。以上比较证明三星的半导体业务日趋成熟,但半导体业务是如何帮助三星建立竞争优势的呢?

1。 稳定的零件供应

三星旗下的子公司分别生产半导体及其他有关的零件,为三星的显示器、手机等数码产品提供稳定的零件供应。以三星显示器为例:

三星半导体、三星电管、三星康宁、三星电机长期为三星显示器提供显示器零部件和原材料,造就了三星显示器的“垂直生产体系”,这一优势促使三星的液晶体显示器得以占领市场份额第一地位。

三星旗下子公司关系密切,为提供稳定的零件供应,各有销售来往,从而形成相当重要的内部市场需求,三星内部销售平均占总销售的40%。内部市场加上对外销售,可形成更庞大的市场需求,帮助三星以大规模控制成本,增强竞争力。

从三星与其他电子企业竞争者的比较,我们发现三星的销售成本较低,这可归功于三星内部市场及垂直生产体系的成果。三星的边际利润远高于其他竞争者,由此亦可见三星控制成本比同业出色。相反,由于没有稳定的零件供应,我们发现,日本电视制造商因为依赖韩国及台湾液晶显示器产品供应,要承受高成本及供应不稳定的风险;而摩托罗拉2004年7月分拆其半导体业务后,结果导致芯片短缺。

2.推进上游业务的发展

三星以半导体为基础的业务发展策略除了为三星建立稳定的零件供应外,亦帮助三星推进上游业务的发展。我们可从三星各项业务如何推进手机的发展加以说明。

三星的内存、液晶显示、彩色屏幕技术及相机镜头都是三星电话的核心组件,各项技术的突破都可以推进手机业务的发展,包括率先推出双屏幕、旋转镜头以及500万像素手机等高技术的产品。

三星的业务发展策略之所以成功,全因三星各家子公司及各项业务发挥整合作用,三星电子旗下的关系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都达到世界一定水平,其中包括:三星DRAM为世界第一的市场占有率已有10年,三星电机生产的高压变声器及调音器全球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三星SDI生产的显像管和液晶屏全球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二等等。

总结

三星最初进入科技市场时,已经有很多拥有成熟技术的竞争者,作为市场迟来者要立足于市场,必先赶上行业的技术步伐。三星采用购买专利方法和其后的“反求工程”,高效率地吸收技术,以缩短时间及减少投入的资源。

当三星逐渐赶上行业的技术步伐之后,三星没有争取要做技术领导者,反而采取对外的市场策略,于已发展的技术成果上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促进产品销售竞争力;及对内的业务发展策略,做好内部管理,控制成本及发挥协同作用。

纵使三星是市场的迟来者,缺乏技术优势,但透过采用以上策略,令三星后来居上,成为全球瞩目的明星企业,这是初入科技市场的公司可以向三星学习的地方。

负债170亿美元到成为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显示器和彩电制造商,以及第一大CDMA手机制造商,三星电子创造商业奇迹只用了5年时间。与其说三星电子的尹钟龙挽救了企业,倒不如说他重新打造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度行业最佳经理人评选进入紧锣密鼓的最后评选阶段,终审结果将于1月12日公布。韩国三星电子CEO、三星集团本部副部长尹钟龙(Yun Jong Yong)有望作为亚洲商业的代表,成为年度IT行业最佳经理人。这位经理人因重塑韩国三星电子,领导企业向数码消费产品制造转型而蜚声海内外。

尹钟龙:三星的“管理疯子”

现年59岁的尹钟龙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1966年加入韩国三星集团,效命37年,先后掌管三星电视业务部、研发部等要职。

自从1995年创记录的盈利之后,三星集团开始不断滑向深渊。作为三星集团主业的半导体业,由于国际市场价格骤然下跌,导致业务量大减;三星视频音像产品的竞争力由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家电业的冲击,竞争力不断下降;对市场反应迟缓也暴露出三星内部管理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韩国,泡沫经济破灭。众多韩国财团皆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从1996年末至1997年第三季度,三星集团业务全面告急。长期负债最糟糕时达到180亿美元,几乎是公司净资产的三倍;生产管理不善导致库存严重;拥有过多的非核心资源。

1995年创下22亿美元利润纪录的三星电子被逼到了破产的边缘。一名老员工被董事会紧急从日本市场召回韩国,后来他被告知董事会和工会已经推举他主掌三星电子帅印——这位老员工就是尹钟龙。

认识到剧变的环境需要彻底的变革之后,尹钟龙上台后做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削价大量出售已有存货,并积极回收应收账款。三星电子大刀阔斧地降低库存、削减成本、卖掉价值19亿美元业绩不佳的资产,其中包括高级经理乘坐的喷气飞机以及整个半导体部门,废除了长篇大论的讲座和报告,甚至还关闭了公司的高尔夫俱乐部。此举使得公司的现金收入大增,债务降到了50%以下,债务结构明显改善。一年之后公司扭亏为盈。

第二步,尹钟龙对三星电子的核心业务进行了重组。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大约半年以后,尹钟龙领导集中力量开发最关键的领域。他对原先的许多业务出售或剥离,努力建立比较平衡的商业以及业务结构,使得三星集团抗市场风险能力大为增强。1995年,三星财团60%以上的收入来自半导体,而到了1999年,财务收入单一的情况已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步,尹钟龙不得不面对三星集团创业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裁员。三星电子管理层裁员30%,非管理层裁员35%。尹钟龙因此被韩国商界称为“裁员强人”,也有人叫他“西方来的管理疯子”。“我们通过许多种培训项目和市场会议把这个信息告诉雇员:三星集团雇员必须有准备,才能生存下去。我们必须用十分创新的办法来改变公司的金融机制以及加强公司的竞争力。”

高端品牌战略:尹钟龙重塑三星

摆脱经济危机的威胁只是一个发端。1999年以后,尹钟龙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提升三星电子消费品牌内涵方面。重生后的三星电子不再是一个低端消费类电子产品品牌,而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足以与索尼、摩托罗拉、飞利浦等世界知名品牌叫板的后起之秀。

企业将自己定位为高端品牌,不但采取了更为精心计划的营销策略,着重于生产高端的电器产品和手机;甚至决定完全抛弃低端产品。尹钟龙顶住各种方面的压力,说服大股东李昆喜家族,大力缩短存货周期,比竞争对手平均少2周以上。

尹钟龙甚至亲自站柜台,演示电子产品的推销。三星电子有个“生鱼片营销理论”,即电子产品就像生鱼片一样,要趁着新鲜赶快卖出去,不然等到它变成“干鱼片”,就难以脱手了。兵贵神速,三星电子的产品永远是市场上的“生鱼片”。

在全球高端电子市场上,三星电子不断率先推出各种优势产品:高端手机、宽屏背投式彩电、记忆芯片、数码摄录机、数码相机,每次都打了竞争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并凭借自身的时间优势赚取最高昂的利润。

在提高管理、研发的同时,尹钟龙采取了更积极的人才策略。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三星电子仍然在人力资源上投以重资。在过去5年,公司共招募了800多名博士,300多名毕业于欧美名校的MBA。

尹钟龙还对三星电子的重点市场美国的经营进行了整顿。他于2001年任命Oh Dong Jin为美国分部CEO,从ATT引进彼得·斯卡里任斯基主管手机销售,聘用曾在优派公司、《计算机世界》杂志工作的彼得·威德法尔德领导营销。

尹钟龙还给位于汉城的公司总部带来新鲜血液——他把一个老外活生生塞入了董事会。新成员48岁的埃里克·金于1999年被任命为主管全球营销的执行副总裁。金的倔强性格曾经引起英国分部的许多经理不满,但尹钟龙对金的工作给以坚决的支持。后来三星电子招募了很多有海外工作背景的高级人才,在人力资源上大开绿色通道。

转型后的三星电子成为一家决策灵活的“网络型公司”。尹钟龙倡导的网络化企业概念不仅仅是实现内部管理的科学化,在三星电子转型过程中,企业被赋予了非常公开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核心是使各种信息由下而上公开广泛地传递,让管理层和被管理层都积极参与。

尹钟龙强调,只有透明、清晰才能做出重要的和正确的决策。建立起新的作业方式是管理变革的主导。改革之后,三星电子独立的生产部门将更具有自主性,从原来集中型的管理体系转向一个网络型的管理结构。

“这使得我们公司的决策速度更快,同其他公司相比,效率也因此有了较高的提升。”尹钟龙参加亚洲商业年会总结三星电子重组的经验时说,“公司竞争力的大小决定于公司开发能力,以及公司内部信息交换网络建立的优劣程度。”

尹钟龙为三星电子建立了新的愿景目标“引领数字融合的革命”。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制定了一个名为“数字化e企业”的重大计划,其本质是一个将客户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战略。它通过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和集中处理的方法来增加价值并优化供应链。

三星电子又一次走在了竞争对手前面。业内预计数码产品在5年内将大行其道。数码电视、各种数码家用电器及网络设施都将被大量使用。如果个人通讯数码化、家庭生活数码化都成为现实,三星电子就有了增长的机会。近70亿美元现金,为研发、工厂建设和营销创造了条件。 由于有了清晰的目标和战略,尹钟龙成功地将整个公司的员工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1999年,三星电子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绩——公司收入增长了十倍之多,公司的股票上升了233%,净收入猛增了100多倍。

1998年,尹钟龙被美国亚特兰大《学院工程师》杂志授予“杰出管理成就奖”;1999年,他被《财富》杂志评为亚洲1999年度最佳商业人士;2000年,《商业周刊》将其评为年度最佳25位经理人。是年,三星电子净收入超过了50亿美元。

求异争先:三星欲跻身全球前三名

回想尹钟龙上任之初,他总是提醒手下经理“我们随时有可能会破产”。而到了2002年,三星电子销售量高达330亿美元,盈利60亿美元。1970年,三星电子还在为三洋公司打杂,为其制造12英寸黑白电视机,1997年,三星电子还不得不从索尼或者日本三菱电工处购买芯片。而现在,它已开始威胁到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并与索尼、三菱争抢高清晰度彩电的市场。

“三星电子将领导新一轮改变一切的数码革命,在八年之内成为在世界排名前三位的公司。”这是三星电子CEO尹钟龙的目标,也是三星电子未来的企业战略。

“我们不仅热衷于创造消费电子产品,而且还要创造出艺术的生活方式。我们致力于发展成知名的、具有灵感的品牌。我们领导的数字集成革命将会为消费者带来革命性的数字集成产品,从而改造人们未来的生活。”

中国市场吸纳三星电子21亿美元,是三星电子除本土以外投资最多的海外市场,投资中国市场十年,十年间业务拓展惊人。目前三星集团在中国有12个生产企业,6个销售企业,累计投资26亿美元,主要生产手机、电视机、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白色家电、半导体等产品。

2002年三星中国事业部规模约为63亿美元,今年目标将达到100亿美元以上,其中出口约占30%。最近5年,三星电子中国的事业规模取得了年平均增长40%的高增长率,预计到2010年,三星电子中国事业规模将翻两番,达到400亿美元。

眼下三星集团正筹划着进一步转变对中国的投资方向。第一,以制造为中心的投资转变为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的全方位投资;第二,提高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和档次,扩大背投电视、PDP、DVC、AMLCD、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的事业规模;第三,加强品牌经营,确立数码品牌形象,提高品牌价值。

中国市场竞争的压力不仅来自那些已经被人们所熟知的500强跨国企业,快速成长起来的本土公司,如手机制造业的波导、彩电业的TCL、PC业的联想、传统家电业的海尔、海信,都对三

三星电子为什么要替代日本厂商,从比利时采购半导体材料?

8月1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三星电子正在从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公司采购用于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化学材料,以替代日本厂商。

外媒未披露公司名称,但有分析认为,该公司应该是日本化学企业JSR和比利时研究机构IMEC2016年设立的合资公司EUV Resist。

另外,韩国官员还表示,该国政府将加大投资用以开发用于生产芯片的国产材料和设备,以加强国内半导体研发竞争力。

EUV Resist最大股东是JSR Micro,JSR Micro是JSR在比利时的子公司。

上月,外媒还曾报道,三星电子在半导体工厂试验新材料的生产线上,开始投入日本以外厂商的氟化氢进行试验。

关于三星和索尼

虽然日韩企业还不能领导新技术潮流,但它们却能够成为许多新产品的潮流制定者,并经常以此地位享受着比技术发明者更丰厚的利润。让我们从那些从没有技术到掌握技术的日韩赶超历程中,寻找技术中国的启示。

模仿中的主动性

战后初期的日本企业,技术落后欧美20余年。跨入20世纪70年代,震撼世界的赶超奇迹却令人无法继续无视这个岛国异军突起的技术实力。这个奇迹的产生,最初也起始于大规模引进和模仿欧美技术。由政府参与规划和支持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技术引进,为日本企业带出来一条迅速改变技术落后局面的捷径。

战后的日本能迅速在钢铁、汽车、电子、数控机床等领域赶上甚至超过欧美,靠的并不是被动的模仿。有人说日本人“花一块钱买进技术,花三块钱进行改进创新”。购入的欧美自主技术,并没有仅仅被直接使用,而是用来肥沃了日本原本贫瘠的技术创新土壤。

模仿主要是建立在“逆向工程”的模式上。这种做法是解剖引进的产品,研究其内部结构和逻辑,在充分理解原有产品基础上,寻找改进创新的可能。这给日本企业带来有效的学习机会。而大量学习的积累,又提供了在模仿中创新的可能。周而复始,日本企业迅速在被动引进模仿中找到了主动。

市场拉动的价值

和众多技术创新一样,录像机是美国公司阿派斯(Ampex)1956年的发明。然而能够做到将这个和大容量冰箱一样笨重的产品缩小到能够便利运载的体积的企业,却是60年代业界的后起之秀——索尼。这个突破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U-Matric将录像机推向了家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阿派斯和飞利浦无疑提出了创造性思路,而索尼,却操纵了一场革命性转折。录像机的最初发明者们,最终只能对着索尼所赢得的丰厚利润,望洋兴叹。

这种发动革命的能力虽不是建立在技术发明的基础上,但显示了日本企业将技术商品化并进行高质量大规模生产的能力。一般说,新产品在两种推动力的作用下产生:“技术推动”(Technology Push)或“市场拉动”(Market Pull)。日本企业的“逆向工程”多是市场拉动的产物,并以大规模市场应用为目的。正是长期以悉心模仿学习来寻求改进创新的过程,培养了日本企业将技术商品化和投入大规模生产的能力。

大多新技术,只有在大规模生产应用的条件下,才会创造利润。日本企业极善于引进欧美企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或只是局限于专业应用的发明,寻找突破将其完善。除了录像机以外,为日本企业赢得国际声誉和丰厚利润的电子表和液晶显示等技术,也极具代表性地说明了日本企业如何借用他人的技术烤制自己的金砖。

后来居上的前提

日本企业并未就此打住。模仿改进从未终止在一个一次性周期。日本企业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改进,不断开发新产品,这种周而复始的改进开发,使日本企业的技术实力得到了积累。而这种长期积累,进而又为日本企业带来了快速更新产品的独特能力。

基于模仿的创新,为赶超先进的企业带来“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之一,是避免大量资源投入。因为技术的发明以及产业的形成,是建立在多年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之上。“拿来主义”使得追赶中的企业可以避开发明的巨大耗费。后发优势之二,是避免风险。要知道再多的资源投入,也无法保证预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高风险”就是对突破性技术革命追求的定义。而追赶中的企业,能够在市场走向清晰,风险减弱的条件下,利用新技术,开拓市场。在技术成型的情况下,针对市场,完善改造性的创新工作,却更有的放矢,使企业更有机会成功。后发优势之三,是后进企业的勇气。被追赶者总是瞻前顾后,只有追赶者才能具备“无知者无畏”的气魄。

但是需要一再强调的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有在摆脱了单纯而被动的模仿前提下才会生效。否则,后进企业虽然紧追先进,却只能够应了柳传志生动而准确的形容:“跟在别人后面吃土。”

日本固步自封之败!

然而,对制造管理和产品技术开发的极度投入,编织了日本企业头顶上耀眼的光环,也堆积着它们上空阴郁的乌云。进入90年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全球化的浪潮,飞速地改写着竞争游戏的规则:单纯掌握产品技术的企业不再能轻易成为赢家,把握产业整体竞争动态的能力,成了衡量卓越的标准:无论是“Wintel”联盟制造行业标准的判断和操作,还是戴尔能够从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上不断榨取效率的非凡功夫。

而此时,沉湎于制造及产品开发实力的日本企业,对外面世界的变化开始反应迟钝,依旧在一个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成功之道上踟蹰不前。我周围的日本学界和业界朋友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如此明显:一味膜拜技术的高贵,崇尚精工细作之美,而对企业其它能力不是无视就是嗤之以鼻。如此狭隘的视野,极度妨碍了日本企业去适应一个新时代,直接导致了近年来日本企业在信息技术上的落后,以及中国市场上的屡屡失误。

韩国在“似是而非”中赶超

在同样创造了赶超神话的韩国企业身上,人们看到当年日本企业的影子:大量引进、悉心模仿、快速产品更新。在30年前,韩国极度依赖日本和美国技术引进。1990年以后,我的一位韩国友人写了一本名叫《从追随者到创新者》的英文书,宣称韩国在微电子等领域已经从技术的追随者脱胎换骨为技术创新者。熟识的一个美国学者读了这本书后不以为然,认为韩国企业“技术创新”实在谈不上。而一位日本朋友更不屑地认为三星的发展是基于从日本企业“偷”技术。这位美国学者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美国曾经无视日本“只够用来模仿他人技术”的实力,在经济总体上却不得不吃力与日本的交锋;而这位日本朋友更是忘记了当年日本人访问欧美公司时无处无时不闪的相机。

与当年的日本相似,也许韩国的“创新”并非突破性技术革命,但是韩国的确将日本模式发挥到了极致。日本发展什么产业,韩国就紧紧跟上去。日本战后集中精力攻克汽车、造船行业,韩国便依葫芦画瓢。在家电和半导体等行业,韩国对日本更是亦步亦趋。凭借成本优势,韩国在半导体以及数码液晶彩电等领域,论综合实力已与日本平起平坐,甚至局部超越日本。例如:日本已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内存生产国的称号拱手让予韩国。而在数码液晶彩电领域,韩国技术已经可以与日本分庭抗礼。

扬长避短的技术攻略

就技术而言,今天的赶超环境较之30年前显然更为艰难。在技术进步飞跃发展的今天,技术投入的风险越来越大。而在日趋成熟的产业,许多领域的技术格局都为少数企业把握,产业链上利润再分配极难实现。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企业其它能力的扶助,技术才能成为竞争的利器。也就是说,现阶段的竞争,对技术企业非技术之外的能力,提出的要求更高。

如此苛刻的生存条件,为何韩国能够在短期内给日本带来种种威胁,如同当年日本给美国造成的巨大压力?

扬长:政府大力扶持

韩国一直遵循日本模式实现追赶超越过程。例如:政府对企业的保护和支持,比日本政府战后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国公司技术上能够不落后于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下企业获取的大量研发资源。而且,和当年日本人的行为相似,到日本公司访问的韩国人,总是利用各种机会“窥探”日本公司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如饥似渴地学习。

避短:开放的人才战略

在公司的战略制定和具体运营操作方面,韩国人却克服了日本公司保守的一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开始惊恐于这样一个事实:韩国公司挖走了一个又一个日本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甚至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在半导体领域与日本拼杀,三星电子高薪聘请了一位原富士通的高层作为公司顾问。而为了使数码液晶彩电技术赶超日本,三星电子甚至将原日本大屏幕液晶彩色电视机国家科究项目组的负责人招致门下。1994年,世界上第一枚256M DRAM诞生于三星电子;次年,三星电子又推出世界上第一台22英寸TFT液晶显示器。目睹这样的技术能力,日本人应该清楚何为“后生可畏”!

避短:技术之外的比拼

与日本企业相比,韩国公司更清楚地懂得:在今天的竞争规则中,技术已不再是一个孤立要素。对于三星的数码液晶彩电,劳动力成本是技术之外的另一个优势。但是韩国公司并不满足于劳动力成本。为了与日本企业一拼高低,在政府的资金、税收、土地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三星电子开始大规模生产目前屏幕面积最大的数码液晶彩电,以期这种产品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使成本进一步降低。

而日本企业的战略却是:集中精力小规模生产屏幕偏小的数码液晶彩电,等到技术稳定之后再进行大屏幕产品的规模生产。两种不同的经营理念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韩国企业在势头上压过了日本企业。

此外,三星在品牌上所下的功夫,令日本同行企业无从攀比。三星近年在市场攻略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三星电子负责全球市场宣传的骨干,都是公司从美国一流商学院找来的,而且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是西方人。“雇用我们,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我的一位朋友、现任三星电子负责国际品牌战略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凯茜说道。

技术超越中的政府责任

“技术创新是国家的事情,需要大量投资。对我来说,生存还是最重要的。哪里顾及得到技术创新投入?”一位著名IT企业家数番对我如是说。这句直白的话令我失望过,可是更深入地想一想,这位一手创建了一个业界领头羊的本土企业家,并非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发展技术的风险,即使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美国、日本公司,也都是一样的。60年代,历时7年才开发成功索尼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耗尽了公司的资源,几乎让索尼破产!如果我们的企业在仍然面临生存问题的境况下就投入到一个遥远的未知,不能说是常理。华为似的赴汤蹈火,是冒了并非每个企业都有勇气去承担的风险。而冒了风险的企业,又有几个最终变成了华为?

所以发展技术,在我们企业实力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国家便需要担负这个责任。政府指导技术立国,也正是日韩赶超模式的主要特征。在70年代韩国从外国引进的技术中,近60%处于老化阶段。政府开始意识到模仿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下决心在引进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发展自主技术。例如:1972年,韩国政府设立了“技术发展法”和“技术贷款体系”,予以发展RD的企业以税收优惠以及低利息贷款。对于三星电子这样的重点企业,政府更是对其技术研究和开发予以特殊支持。

我们的政府不是没有试图做类似技术引进的工作。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却一直是引进的主管,造成引进技术过程中技术与市场互动的欠缺。而日本韩国却恰恰是将以用户需求为主导的市场机会放在首位,有的放矢地进行引进。虽然由政府干预,但引进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规划与企业发展的脱节,正是造成技术“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去引进”怪圈的原因。

号脉研发冷漠

日韩从一个没有技术的过去,奋斗到了掌握制造和产品技术的今天。虽然日韩企业还不具有美国公司那样领导新技术潮流的能力,但他们却能够成为许多新产品的潮流制定者(trend setter),并在许多情况下,以此地位享受着比技术发明者更丰厚的利润。

寻找技术中国,已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一开始便以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分工环节的中国企业,正逐步面临盈利空间不断缩小的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缺乏日韩在赶超时期那样对技术的重视。

暂且不论“贸工技”的正误,柳传志的这个提法洗炼地勾勒出一个“不懂得市场,有了技术又能如何”的现实。历史,逼迫我们的企业必须先花时间补上市场这一课。一些企业却浑然不知,这种“学习市场”的立意,不可能继续适应新阶段的需要。

事实上,无论你是不是一个技术型企业,靠单纯模仿是无法维持竞争能力的。日本60年代曾经有个叫做Yamika的公司,被称作“索尼第二”。Yamika曾以其价格优势在美国的相机及电子手表等市场上成为老大。然而与全力在模仿中创新的索尼不同,Yamika只是单纯地模仿美国及其它日本公司的产品。虽然Yamika具有强大的市场宣传能力,然而这个曾名噪一时的企业,今日已不复存在。

与当年日韩企业不同,我们正享受着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也许正因为如此,企业似乎没有太多快速更新产品的需求压力。这样的格局,直接导致了对于引进技术的偏重,和对消化吸收乃至创新引进技术的忽视。结果成为:我们的企业缺乏日韩企业对新产品开发的执著追求。

技术中国+市场中国

不要忘记,技术创新不仅仅来自灵感,许多创新出现于对企业之本——扎扎实实做产品,认认真真为顾客着想——的追求过程之中。我们应该看到,日韩企业均从模仿起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技术。然而,大量引进和模仿的最终目的,是提供创新的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研究所张昌彩博士指明:在60年代中期,日本机械行业消化吸收和创新的16.9%用于引进,68.1%用于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和创新,而在电子行业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4.4%和48.1%.而我们国家在1997年技术引进经费为236.5亿元人民币,而消化吸收经费只有13.6亿人民币,消化吸收经费仅相当于引进经费的5.8%.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新是基于市场需求基础之上不断快速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新产品开发,是日韩技术实力积累的关键步骤。只有在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的循环中,人们才有机会看到一个以技术领袖姿态出现在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纤通信、碳纤维、精密陶瓷、纳米技术等领域的日本,和一个以勇猛的挑战者身份出现在微电子及半导体领域的韩国。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不是两条对立的途径。

慎防“世界工厂”之险

事实上,中国企业具有日韩当年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除了日韩当年后发优势的条件之外,我们的企业具有更为特殊的学习环境。几乎在每一个关键领域,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都是身经百战,实力雄厚的外国跨国公司。虽然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恶化了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这一二十年来,家电、电脑、通讯设备、手机等领域的发展,展示了高度竞争的环境给企业带来的活力。没有什么方法比在实践中学习能够更快速准确地掌握要领。但是,危险也正在此。中国本土企业在市场上迅速异军突起的骄傲,可能正是我们浑然不觉地被跨国公司纳入其国际分工体系末端的契机。如果要真正发挥出后发优势,今天的中国企业必须拾起一份危机感。只有培养出自主开拓技术的能力与机制,才能阻挡我们的后发优势沦为昙花一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主导与依赖的既成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寻找到一个技术中国,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才不会失去说“不”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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